施蛰存，李辉 摄
文 | 李辉
一
一九九三年，在得知施蛰存先生获取上海文艺奖的极端奖后，我写信向他祝颂。信中说，对于他，这奖自己并不迫切，迫切的是他用我方身处窘境时的创造，体现了聪惠的价值，体现了一个真实的文东说念主的存在价值。目前，东说念主们终于坚韧到了这小数，这才是他获奖的意旨。他很快答信对我说："对于我得奖事， 你信中一段话，说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说我的亲信。"（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旬日）
他的话让我感到惊恐。我深知我方与他莫得很深的往返，除了通过几年信除外，我只同他见过一面。那是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在他的"北山楼", 我来回无踪，加上他必须戴着助听器，我必须大嗓门喊叫，是以咱们的交谈十分有限。大部分时刻我是尽量不话语，听他大嗓门侃侃而谈。我想概况是他需要东说念主们对他大嗓门讲话，我方的嗓门也就大了许多。在我将去上海之前，他就有益在信中指示我："我的听觉，要跟助听器，有时助听器失灵，讲话就难题，助听器平方就不妨事。不外，对于出声不响亮的来客，我就不易听懂。我迎接大嗓门的来宾。" 于是，在阿谁十月的下昼，我就成了一个"大嗓门的来宾"。
天然惊恐，但我肯定他欢喜我对他得奖发表的看法，并非出于客套。四肢这样一个有建立和经历的文东说念主，他于功名果然是十分稀薄的。昭彰也好，千里默也好，任何时候他从莫得罢手过文化创造。世上有的东说念主注定要推崇出聪惠和才华，无论处在何种境地，无论采选什么方式。沈从文如斯，施蛰存相同如斯。这样的文东说念主不错列举许多。对于他们，难得的是作念东说念主的气派，是对所爱重的奇迹的执着，是文东说念主传统中至为少见的稀薄名利。
早在他此次获奖的前几年，他在给我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近来对于我的著作常见，昨天《文通告》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著作，我都有点'大喜过望'，以致不是'若'惊， 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志'中作念著作，要领倒是很新颖，但求你写得客不雅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目前的'文风'有点反常，吵嘴、好赖、好意思丑都在作念申雪著作，连我这个老东说念主，也合计四十年来无吵嘴了，怎么办？我但愿你不要引风吹火！"（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知说念他的话是敦朴的。若干吵杂若干生分他都见过，如今他用熟练和安逸的眼力端详着寰宇。
我想，这是一位真实悟透了一切的老东说念主。
这是一位想想恒久不老的智者。
二
我常感到齰舌，一些早已步入豆蔻年华的老东说念主，想想、笔锋却仍旧带着芳华的活力。像冰心、巴金、萧乾、柯灵等，他们推崇出来的对本质生计的缓和，对历史和本质关系的想考，其敏锐和久了，在许多方面王人备进步许多年青东说念主。经验的丰富、东说念主生的陡立，天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更迫切的在于他们是智者。
智者不单是有着出色的才华和聪惠。在我看来，智者，恒久有着年青的心；智者，时刻保持清醒的精神；智者，更有着良知和东说念主生勇气。
我真实坚韧四肢智者的施蛰存，是在读过他连年来发表在《随笔》等报刊上的著作后。在读过他的《庶民无责论》《庶民有责论》《谈天孔子》，这些著作中，他的学识和想想，得到了圆善的体现。"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庶民', 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读这样的话，我无法遐想它出自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东说念主的笔下。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时刻，一个智者的影子，晴明地闪目前我的目下。我知说念，那些看起来语不惊东说念主的著作，其实有一种他东说念主无法达到的沉着。因为，它们源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系统了解，源自他对东说念主生、对历史的久了体味。
许多年来他是如何走过东说念主生经由的，我莫得作念系统了解，只是从报刊的荒芜先容中，知说念他在被打成"右派"后，埋头于古典文体的盘考，享有殊荣的《唐诗百话》即是他在窘境中磨练出来的学术抑止。天然，我愿意把它看作他的聪惠、精神与坚韧的结晶。这样的经历，加上"文化大翻新"的祸害，我肯定他对生计和本质，包括历史，一定有了更深的体会。一个老东说念主的想想，也就因此变得敏锐起来。
我在古书店里，曾发现过一册他五十年代翻译出书的长篇演义《轭下》（保加利亚），便买了下来，写信问他手头是否还有此版块。他在答信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你要是看这本《轭下》，请提神其中的一句译文，大意是说'翻新必须由常识分子招引'（非原文）。这一句在东说念主民文体出书社的新印本上没灵验上。其后，保加利亚出书的英译本中也莫得这一句。此事大可四肢译文轶事，你提神一下。如找到这样一句， 请告我在第几章内。"（一九九一年四月）
他写信说起这样一个"译文轶事"的时刻，距当年翻译出书差未几已有四十个年头，可他对一个如斯之短的句子的回归，却仍是这样透露。不错清爽，这样一个句子的删除，当年在他的脑海中留住了何等久了的印象。岁月的进修涓滴莫得把这印象消减，相背，历史风浪的沧桑，从某种进程上愈加深了他的想考。我肯定，当他向我说起这个轶事的时候，冒昧的笔墨背后， 一定闪动着历史老东说念主宽广的眼力。
1991年6月4日，他写来这样一封信：“近日常见你的笔墨，想笔下甚勤，精锐可喜。我但愿你编一册《二十年间中国常识分子的碰到》，从1952年的想想编削怒放到十年大难，本事不少常识分子被整得暴燥万状。应该有一册总的纪实文体。有些东说念主已有现成贵府，不错给与编入，举例你的《胡风集团》，不错另外摘录编用。最近看到一册《宗岱与我》记梁宗岱事甚详。他在中华东说念主民共和国竖立之初就吃了两年讼事。有些东说念主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之、穆木天、吴晗，这些东说念主其时被动害的情况如何？要是约几个东说念主联接，串编串写，印一大本，也不错成为一种迫切文件。"几年往常了，我忙于杂事，一直未能将他的建议付诸推行，但在我的创作生计中，他的这份沧桑感，时时让我感到我方手中的笔也千里甸甸的。
我同施先生启动通讯是在一九九〇年头，其时我启动准备撰写《恩仇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猜测在三十年代，他曾同沈从文和丁玲有过往返，便写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很快就回了信，咱们也就这样启动了联系。
在我的嗅觉中，他和沈从文是有某种相似的。大要一年前，我在谈沈从文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东说念主的倔劲，摆脱地应答地挥洒他的想想，对统共他所不民风的文学界风物发表谈论，并不顾过火准确性和可能招致的后果。在文体除外，他对许多政事问题、社会问题，也常常应答发表主张，无论其是否正确。我把沈从文的这一特色，空洞为'不老实内'。 他之是以这样作念，在于他把它们看作我方的人命对世上万事万物作出的各样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人命的意旨。"
这些话，我想，相同不错用在施蛰存的身上。他的本性在文学界亦然以"执拗"著称，一朝他拿定了主意，别东说念主是无法改变的。插足翻新也好，投身文体也好，他老是按照我方的个性作念出遴荐，凭据我方的想考得出论断。读浦江清的《清华园日志·西行日志》，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这则日志里有这样的纪录："昨夜今夜未睡。与育琴、蛰存作永夜谈。饮汽水尽数瓶。余与育琴各占一床，蛰存睡地板上，非育琴不知客气，蛰存性执拗如是也。"我写信同他谈到这件趣事，他答信说，他这一生执拗的事多着呢，岂止睡地板一桩事！
借到一册他在一九四七年出书的漫笔集《待旦录》，内部有的著作，我的印象，肖似于沈从文的那些引起文学界争论的著作，推崇出他的执拗。他动笔绝不隐敝，环视四周，指指点点，并不操心可能因此引起月旦或他东说念主的活气。
当东说念主们把屈原四肢伟大诗东说念主挂牵而举办诗东说念主节时，他却认为把屈原和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比肩，实质是把屈原"用来四肢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海外地位的帮闲诗东说念主"。在他看来， 屈原从来莫得想成为诗东说念主，也莫得自居为诗东说念主。屈原的自裁， 是以一个被充军的忠臣的身份，小数也不是一个失落的诗东说念主。他强调的是四肢一个伟大的爱国宗旨者的屈原，而不是四肢诗东说念主的屈原。他认为，把屈原的诗东说念主身份栽植，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磨灭了。文学界表里"闹嚷嚷地"挂牵屈原，很可能就把屈原变作"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了。他以致这样说："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在其时的文学界，施蛰存的这一持论，可谓如胶似漆，以致分歧时宜。然而，它的风雅就在于摆脱地抒发了一个文东说念主的零丁主张。
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文体之空匮》这篇随笔。施蛰存在文中活气文体的近况，冷凌弃地往作者身上泼凉水，直言文体存在的弱势，以致空洞为"文体之空匮"。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本性，值得引录。他说："而目前呢？咱们的文体家所能写的只是演义、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飘飘欲仙，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形而上学、政事以过火他一切东说念主文科学全不知说念。因此文体家只是是个架空的文体家。生计狂放，伟姿飒爽，语言乏味，蛇头鼠眼，全不像一个有优胜修养的样式。就其个东说念主而言，则上不可恢宏学术，下不胜为服役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可裨益政教，又不可法度东说念主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年复一年之中，为有闲阶层之书房清玩，或为无产阶层发泄诉苦之具费力。"这样的话，天然会引起文学界悲声载说念，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当咱们把他的创作和盘考联系在沿途检会时，就该承认，四肢中国当代宗旨演义倡导者的施蛰存，与四肢漫笔家、文体史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的才智，他的学识，他的想想，几十年来不错说都是围绕着他"执拗"的本性而存在的。在东说念主生的许多时候，他防卫的是个性的施展，是我方的始创，依我看，这恰正是五四期间酿成的摆脱宗旨传统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说，他同沈从文一样，不错称为摆脱宗旨的文东说念主，天然实质上他们有着许多辩认。
三
施蛰存究竟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与他的本性有无关系，我不了了。不外，四肢他这种有个性的文东说念主，四肢心爱天马行空般摆脱发表我方对任何问题的零丁主张的文东说念主，在其时的历史布景下能逃走横祸，那才是异事。
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本事，施蛰存又得以推崇出往常那种摆脱而应答地发表我方主张的个性。六月五日他在《文通告》 上发表的《才与德》，特地推崇出他的这一特色。这是一篇于今读来仍让东说念主感到烫手的著作。他在著作中对社会上重德不重才的风物忽视尖锐月旦，笔涉古今，机敏标志，侃侃而谈，示东说念主以一个能干历史的智者形象："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老是任东说念主以才德，只消比较保守的君王，才任东说念主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建国之君，则寰宇离乱方定， 要是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寰宇，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 那是打不开时局来的。"为此，他针对近况无谓婉词地指出："咱们今天要作念的事情多，专科单干又细，要是以'德'为任用各级招引干部的步调，即使有超于传统说念德以上的共产宗旨品德者，要是小数不了解业务，也还恐不顶事。而且今天之所谓'德', 还只是一些名义的组织性、秩序性、翻新性、积极性费力。”与当年其他一些规戒本质的漫笔比拟，这些话的矛头毕露和毫无操心，显得尤为特地。
这即是执拗的施蛰存。在晚年，他以发表大批诗文，与往常的我方，酿成一个圆满的邻接。
一位五十年代听过他老师中国文体史的学生回忆，施蛰存的讲课有些如胶似漆。除了不带讲稿、才思飘溢除外，最大的特色是从不旁征博引。在两年的讲课本事，这个学生从莫得听到他援用过一句马克想、列宁、毛泽东的话，而旁征博引在五十年代却是大学课堂里的一个潮水。在大潮中显出小数儿个性，这概况也算是他的"执拗"吧。
在"反右"怒放中，听说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汉文系第一个被定为"右派"的教悔。在汉文系举行的师生大会上，被打成"右派"的几个知名教悔须要上台表态。在学生的回归里，其他教悔都讲了不少承认不实的话，独一施蛰存只浅浅地说了句"我有不实"，就走下台去。
我莫得问过他这件旧事，更莫得问他其时心里到底是怎么一种现象。不外我肯定，他莫得被这不测的打击打趴下，他莫得悔悟和悲不雅。我愿意肯定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他，早就悟透了一切，这样他才会归拢些文东说念主一样，离开了讲坛，却在贵府室的边际里找到新的位置，从而继续他的盘考，继续展示他的聪惠。正是这样的本性，这样一种生计的信念与精神，才决定他身处窘境而不惊，三十年后最终用我方的聪惠体现出四肢一个文东说念主的真实价值。
一九九三年九月
补记：
施先生恒久走了（2003年11月19日）。听到这个音信，我莫得感到太吃惊，以致也不合计过度追悼。几年赶赴看他时，他就说过最不肯意躺在病床上受活罪。他在行将步入百岁乐龄时离咱们远去，而不是像巴金那样不得不经久忍耐病魔的折磨，我想他会感到侥幸的。
我心中久久难以消灭的是缺憾。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听不见他的大嗓门了！
我更为中国缺憾，又少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常识分子，又少了一个学贯中西、常识裕如的"通才"。跟着二十一生纪的到来，"五四"时期透露的文化精英，一个接一个远行，虽是天然规矩使然，但总归令东说念主伤感。
施蛰存一九〇五年在浙江杭州出身，在杭州教授学校之江大学及上海的复旦大学等校接收训诫，接收的是五四新文化怒放的影响。他的本性亦然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精神摆脱、 创造摆脱的期间氛围中酿成的。三十年代，是他演义创作的岑岭期，《上元灯》《将军底头》等，被视为"新嗅觉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这些作品在生分多年之后再行出书，引起了年青一代作者的缓和，并促成了他们对文体的再行扫视和把抓。一九五七年，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在贵府室的故纸堆里启动古典文体的盘考，同期业余保藏古碑本和金石。偶而是因祸得福，在不少作者东说念主云亦云的日子里，他开采了一个新的文化范围。有这样的经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便出书了《唐诗百话》《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等古典文化盘考的专著。就这样，一个知名文体家在窘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盘考家的过渡。在这小数上，施蛰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当咱们把他的创作和盘考联系在沿途检会时，不错看到，四肢中国当代宗旨演义倡导者的施蛰存，与四肢漫笔家、文化内行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正是中国文学界最需要的"通才"。
我的清爽，"通才"不单是要有全面的学识，也需要缓和历史，缓和本质，以我方的感性磋商问题，以我方的眼睛来看寰宇。九十年代初开云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施蛰存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规戒本质、振聋发聩的漫笔，自大出一个文化"通才"所具备的常识分子素养。这一切，恰正是他留给咱们的最为少见的精神遗产。